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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像一出丑戏，这坚厚的中古的城墙，划带着胡虏的箭痕，多么像一出丑戏，还有巨翼的黑影在上面覆盖着！

可是这还不够做那“永远不会演出”的那出戏的布景。

这里还没有大胆的要求以城中的珍宝来偿还那诡笑的奸谋，在这交易场所的地板上也还没有金银相触的响亮的声音。

但有些地方听得见细语，在严闭的门后，在秘密的店里，那些字眼，是预备将来历史家作为文章标题的字眼：

“一定不要有变乱……倡乱的是土匪……枪毙那要打仗的土匪！……产业是值钱的……银行会要倒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财产……这是不容争执的，多么无谓……让我们要和平与秩序吧”。

因此，为着眼前的羹饭，她卖出了她的灵魂，她那破烂的，不值钱的，卑污的商家地主的灵魂，而且假如那买主没有看出，谁晓得这不是一个公平交易呢？北京死了，死了可怜的无望的死了。

呵，你要感到悲痛，看一座端严皇后似的大城，失去了她的光荣。

因为她被强污，说到她，你要带着愁苦如同诗人说到他心灵上城池的陷落。

但是北京并不是被人强污，不过只像一个白痴妓女的强污，是被卖也得了报酬的。

而且北京，古老的北京，在她悠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不挣扎就屈服了的，北京现在不是皇家的了，她那幽灵出没的宫殿，用空洞的眼睛瞪视着你，在那曾是禁城的，皇宫琉璃瓦上的龙檐，在那一行行黄瓦上的金龙，看过去又顺懦又老实，和那秋天的屋顶上，一行行平铺着晒干的，金黄的玉米上的毛毛虫一般。北京死了，死了，一场小说上封建的英雄的时代都掩埋在无人翻读的古卷纸灰中了。

也没有骑士，旗帜飞扬的驰过通衢，为防卫帝座，为防卫他们妻子而应战。

这些侵略者既不要他们的妻房，也不伤害他们的子女。

他们只要一件温善而高贵的东西。买卖的自由……河北的棉产……公开的市场……悠长的，清平的，火车与驼运的道路，为战时的运输，为巨量的鸦片贸易。

为那装箱的货物，不纳税的转运……严厉的压迫大学里的青年，不再有五四的激感，关于日本不再有凶恶的言词……让我们做朋友，亲善的商人和买办，何必说什么奴隶与主人？

古老的哈德门大街，从前总是尘土飞扬，黯淡的充满了灰蓝的衣衫，但现在却是华粲的和服，许多鲜艳华粲的和服……去年是没有的——从前只是黯淡的单调。

这些和服，看过去又新又鲜，夺目的，如同枯叶堆里长出春花般的惊人。

今天我看见一个日本小孩，用他那光着的、不可抵御的日本脚趾头，使劲的踢着一个庄严的山东警察：

他羞愧了——不是那小孩子，是那高大的警察——因为山东是出中国最勇敢战士的地方……我就掉头他顾，一边想着，想着多么奇怪，这雄伟谦和的中国人；这渺小的鲁莽的日本人……奇怪为什么这里木屐尖锐的步伐会喧夺了那布鞋的轻柔的踢踏，遮盖了那街上戈壁骆驼的软步……在富士山影下东京是美丽的，在微雾里，在岛雨中，又素洁，又颤响，又是新建的。

但如把她移放在空漠的北京天空之下，笼罩了尘土的西山旁边，我想东京不会有那么美。

似乎模糊的觉到不必需有两个以上的东京，而坚定的，情感上的重要，必需留下一个古老的北京，一个死的，麻木的、匍匐的北京，无耻的、唯利是图的，讥嘲的，练达的，没有胆力也没有惧怕。

实秋文中还附着我的短信：

实秋：

本诗见于《asia》月刊，去年十二月号，作者之名是假名，请你注明。

此诗已由杨白萍君译过，在《北大周刊》（一月十三日出版）登出。他的也有错误。请你千万替我校对改正一下，感甚，祝即安冰心拜二十四日夜实秋文中又说：“这首诗本身并不见得怎样好，只是内中感情颇为真挚，是强烈的悲愤，作者到底是谁，我不知道。诗中是以外国人的身分而替我们生这么大的气，我们自己读之能不羞愧！我抄出这首诗的用意，是在说明冰心在译诗的时候必有十分辛酸的感受。”

这首诗的作者是埃德加·斯诺的前妻——海伦·斯诺。

埃德加·斯诺在１９３５年来到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学。那时文藻是法学院院长，我们曾设家宴为他们接风，由新闻系主任梁士纯先生和夫人游赞真夫妇作陪。相见之下，我觉得斯诺夫妇很年轻而才华横溢，海伦尤其活泼俏丽，灵气逼人！我曾到过他们在燕大南门外，成府的住宅，我记得海伦的书桌，是一张有四只桌腿的大金鱼缸（应该说是盆）她就在上面写作。

这首《古老的北京》就是在那天，她给我的，用的笔名是nym思，wales是因为海伦有大不列颠西部威尔斯人的血统。

他们对于１９３５年的北京都极其厌恶，不久就先后到延安去了。这些事在１９７２年海伦重来中国时，送我的一本书《inside

red

china》（《红色中国内幕》海伦送我的书中，还夹着一张她的“近照”。虽然不像年轻时那么风采照人，却在略胖些的脸上，充满着热情的微笑！１９８７５月９日

我读《神州学人》

小*说**t*xt**天*堂

《神州学人》的编辑同志来向我索稿，我问她，“我能否先拜读一下第一期的文章？”

前几天，她果然把新出的第一期给我送来了。拜读之下，我胆怯了，拿不起笔来；我实在不能在这本有分量的刊物上，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

我翻开第一页，一直看下去，感到手里越来越沉重了。光是那些作者的大名：茅以升、黄辛白、钱三强，以及以下的几十个科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文章里的洋溢炽烈的爱国情绪，伟大扎实的工作成绩，谨严客观的科学态度，使得这个刊物，在我的眼中有它独特的高大形象。我要让我们第二代、第三代的中、青年人，都来仔细阅读这本刊物。

在本刊（指创刊号，下同）的５０页上，我读到一段使我惊心的文字，照录如下：

了隐忧。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外流的人才是教育投资的浪费。更不幸的是，这些人从小学到大学都占了另外一些不外流的人才的位置。他不但剥夺了别人把知识用来为生之养之的社会更好地做出贡献的机会，反而还把自己从生之养之辅之的社会中得到的知识，用来为另一个不曾生之养之辅之的社会服务。当然，从天下一家的角度来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当天下还不是一家，而且生你养你的社会又是一个正在为了摆脱贫困、落后、愚昧而节衣缩食才勉强挤出有限的教育经费的时候，这种‘大方’未免显得太超时空了一点。”

黄砥石先生我不认识，但他看到中国人才外流的情况，一定很多，说的相当沉痛。得了知识技能，而留在国外工作，是替人家“锦上添花”、回到本国做贡献是“雪中送炭”。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应该留恋西方的物质享受和优越报酬，而“大方”地“超越”“时空”！有的“外流的人才”说：他学成回国后，工作安排得不得当，领导上不理解，研究的设备不完全，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这里不妨引用本刊第５页上黄辛白同志的“出国留学与祖国需要”文章里的一段：

的需要去学习，怎么能在学成回国后人尽其才、发挥所长、得到发展呢？哪来英雄用武之地呢？要贯彻这个方针，涉及到派遣留学人员的计划和选派工作的改进，对留学人员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加强，以及留学人员回国后如何充分发挥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留学生工作的管理部门、驻外使领馆以及留学生的派出和使用单位共同努力，研究和完善我们的规章制度，努力改进工作，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和必要的生活条件。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

辛白同志看得很明白，想得也很周到，这使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我自己能为《神州学人》写些什么？汇报些什么呢？

说来惭愧！不错，我也曾因为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welles-ley

college）的奖学金，在美国呆了三年。第一年因为肺气支扩大的旧疾复发，只上了九星期的课，就住到疗养院去了。第二、三年才回到学校攻读硕士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李清照词英译”。李清照是美国教授们所知道的第一位古代中国的着名女诗人，这篇论文得到了导师的重视，很容易便被通过了。回国后，在母校燕京大学断断续续地教了十年的书。我教过一年级的国文，学生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古文知识，我却交了许多学生朋友！至于我为高年级学生开的课如“英国十九世纪诗歌”、“英国戏剧史”等，也是拿起当年在威校听讲时笔记“照本宣科”，没有什么发展，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不好意思！我在美国三年，只是熟悉了几个美国家庭，结交了几个同学和病友，游历了几个地方，如此而已！

我能向《神州学人》汇报的只是我和第一期里的许多学者名人一样，我也有一片爱国心，这一片心是绝对挚诚的！连同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我到欧洲游历的时候，虽然我也爱欧美的人民，爱那里的山山水水，羡慕他们先进的物质文明，但这一切决不能篡夺我们国家和人民在我心里的地位。我和《神州学人》里的名人学者以及“新秀集”那些同志一样，认为只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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